人类一方面需要立足于僵化的物体及其静态的结构与功能，另一方面又从自然过程及其各种方式的相互作用出发的两种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成的方法论根源。前者往往偏重于固定空间结构的定量测试，后者则更注意动态的时空过程的定性描述；前者喜欢采用实证的、机械还原的因果分析，后者则更多采用抽象的、比类变化的综合模式。人类需要从两级多面去认识自然和生命。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上述不同的认识起点，产生了中、西医学在研究对象和认识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了双方的概念歧义和理论分野，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科学发现和概念、理论体系。

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即尽力在于某种固定形体的，或特殊的东西去寻找世界的本源。无论是泰勒斯的“水”（米利都学派），赫拉克利特的“火”（艾菲斯学派），阿那克西米尼的“空气”还是恩培多克勒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德默克里特的“原子论”等等，几乎都是在设计构造宇宙大厦的“基本建筑材料”。巴门尼德把自己的基本原则称为“有”，认为世界由一种唯一的，不变的“物质”所构成。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冲突，导致了“原子”概念的出现，以及精神与“物质”的大分裂。从而形成了与东方尖锐对立的世界观。并且左右了西方学术界长达两千年之久。

为了抵制“神赐疾病”的谬说，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医学家把医学引出了神的祭坛。从有形的物质世界去追寻生命的本源。他们提出四体液学说，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组成的，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情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性情活跃、动作灵敏的多血质；性情沉静、动作迟缓的粘液质；性情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每一个人，生理特点以哪一种液体为主，就对应哪一种气质。先天性格表现，会随着后天的客观环境变化而发生调整，性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古代印度也曾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纳总结为是基于地、风、水、火四大元素的离合聚散。自有佛家典故（过去，佛陀住在维耶罗国（或译「堕舍罗国」）一处称为「乐音」的地方。当时，有八百位比丘菩萨与佛同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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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有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前来拜见佛陀，她到佛前恭敬地顶礼佛足，并请求佛陀慈悲开示。

佛陀慈悲应允：好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老妇人问：世尊！请问生从何来，到何处去？老从何来，到何处去？病从何来，到何处去？死从何来，到何处去？色、受、想、行、识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眼、耳、鼻、舌、身、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地、水、火、风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佛陀赞叹老妇人：善哉！随后回答：生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老、病、死，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地、水、火、风……一切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如同两根木头互相摩擦，生出火来，点燃了木头；当木头烧尽，火便灭了。

佛陀问老妇人：那么，这火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呢？

老妇人回答：因缘聚合，火便生起；因缘离散，火便灭尽。

佛陀点头道：一切万法亦皆如此，因缘聚合而成、因缘离散即灭，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眼根所见，能分辨颜色的是意识，所以，意识即是色法，二者都是因缘聚合而成、因缘离散即灭，没有永恒存在的自体，皆是空性。

譬如，鼓之所以能发出声音，也是众缘和合。鼓有鼓框、鼓面，因有人手持鼓棒敲击鼓面，才能发出声响。鼓声不是从鼓框而生、不是从鼓面而生，也不是从鼓棒或是人手而生。声音本身并没有永恒存在的实体，其性为空。

一切万法也是如此，因缘和合所生，缘生缘灭，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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